谈道家思想与汪曾祺的创作

谈道家思想与汪曾祺的创作


内容摘要：道家思想一直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20世纪“寻根作家”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情，与道家贵自然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作品中流露出的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的人生观，亦与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
关 键 词：道家思想   汪曾祺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汪曾祺《受戒》
    汪曾祺先生的这段经典景物描写历来备受推崇。其带着乡土气息的语言，恰似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营造出一个不染人间烟火的神仙境界，任尔几多世间烦恼，竟在寥寥数笔间消散殆尽。我从其中，嗅出了“道”。
    中国人天生就带有几分道家的色彩，只是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道家思想是我国艺术的根基，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或多或少都在追求一种淡泊和飘逸：梦中理想的家园应该是古老的庭院、静逸的气氛，还有郁郁葱葱的青松或者挺拔的秀竹和淡淡的兰花香。这就是中国式的对生活的追求，无不体现着道家思想里的人与自然的融洽与结合。早在东晋时期，陶渊明便渴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平淡和悠然，之后有多少文人墨客乃至平常百姓向往着“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无所不在，以及悠然忘我的生活态度。
    而生活在20世纪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汪曾祺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自己骨子里透着的“道”气，认为自己受儒家影响深刻。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个人认为，他的为人处世有儒家之风，审美趣味则偏好道家。他欣赏宋儒的诗：“静观万物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喜欢清净无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汪曾祺还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汪曾祺所引是儒家的吗？不是。儒家用仁义道德规划人、驯服人，是入世之学。孔子生气、赌咒、发誓、骂人，与陶渊明绝非同一类人。陶渊明孤标傲世，悔恨入世，有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出世确实是他真实的思想，他当然不是儒家。汪曾祺把陶渊明奉为儒家，这点让人想不通。
    汪曾祺是近道的，儒也有一点，佛也有一点。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总体而言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道家思想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小说塑造的人物，大都旷达超脱，适性得意，一个个活脱脱就是现代版的老庄陶潜。譬如，《徙》中的谈甓渔和《鉴赏家》中的季陶民，他们都有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二者都是地方名士，却不谙世故，一个闭门读书，一个在家作画；一个连钱都不会数，一个最讨厌世俗的应酬。谈甓渔为人“无贫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季陶民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同室论画，视为知己。这种率性而为，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仅见于谈、季这样的地方名士，也体现在众多下层人物身上。《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他种竹，养花，放风筝，斗蟋蟀，赏田黄石章。《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在辛勤劳作之余，总是提了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在街上闲逛，聊天。还有《安乐居》中的酒客们。《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以及《职业》中的小学徒等，在艰苦的生活面前都保持着通达乐观，不为物累，怡然自适的开阔胸襟。至于《故乡人》中的王淡人的面河垂钓，“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的闲适淡泊和《打鱼的》里的打鱼人的平平静静，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的致虚守静，返朴归真。还有《云致秋行状》，写云致秋顺境、逆境能处，能进退。遇强力能迂回而进，遇挫折能委曲求安。这是老子谦下不争，以柔弱胜刚强思想的体现。
    道家的出世避世成了理想失落后的人的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但是，它在汪曾祺笔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没有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现，否则，出世必将代替入世，这显然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生。这是由道家自身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道家将“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创生万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自然”便作为一种规则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种人生追求的极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独与泯灭情感的冷漠，即《庄子•大宗师》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为一般人视为幸福。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入世与出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克尔凯戈尔说：“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点意思，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压根就不曾仰望过什么，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不是把自己交给有若浮云一般东西，不是急不可待地让自己为过眼烟云的幻象所惑，也就是说，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又不无谓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在汪曾祺小说的人生建构中，这更高的东西就是入世与出世构成的和谐。他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慨叹，潇洒通达却不对着人生谈空说无，返朴归真却不忘人间的是非美丑。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一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儒家给他们以信念和努力，道家又给他们以自由和解脱，人生由此呈现为一种美，和谐的美。
    汪曾祺写市井中生活的小人物，让人觉得温暖。道家思想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友爱精神，但其绝巧弃智，柔弱无己，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却正可以形成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在汪曾祺建造的“小民百姓”的世界里，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厚、友善、热情、真诚。朋友间的相濡以沫，夫妻间的同甘共苦，父子间的慈爱孝顺，乡邻间的同舟共济。就连那位代父复仇的负剑者，心里也盛满了爱的温馨。也爱秋天的山花，爱井边打水的小姑娘，爱她的白发的母亲，也爱庙里敲磬的和尚。这种爱终于化解了他内心的仇恨，心灵由此获得了自由与和谐。
    所以说，汪曾祺的写作是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持悲悯情怀来观照大千世界。另外，汪曾祺的小说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感觉。比如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羊舍一夕》，散文《随遇而安》、《七十抒怀》、《自得其乐》等，都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贵自然，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宝贵传统，也是许多文学家和文论家所追求的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它的思想根源，则主 要是道家所倡的自然之道。老庄哲学思想的核心都是讲“道”。他们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他们认识自然的客观性，却否定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否定人的认识作用，因此也反对人为造作的文艺，而提倡自然的文艺。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他看来，用人为的色彩线条创作的绘画，用声音节奏创造的音乐，用语言文字创作的文章，都是破坏了自然之美的，都是不好的，没有价值的。任其自然，就是最高的艺术，不必去作人为的努力。庄子认为“道”的特点是“全”，任何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对“道”来说，都是“偏”的，为了获得“全”的“道”，就要排斥一切“偏”而不“全”的认识。人为造作的艺术总是不“全”，它只能体现“偏”之美，而不能体现自然的“全”之美。从这个美学思想出发，庄子反对一切人为创作的艺术。以上这些论述，从表面上看，老庄似乎把文艺都否定了，实际上他们追求的正是一种超乎言意之表，超乎声色之上的自然的艺术。庄子在文学上强调“言意之表”，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是事物粗糙的外表，心意所能领会的是事物比较精细的地方，而事物最深奥的“妙理”，是无法用语言心意来表达的，只有无言无意，求知于言意之表，才能掌握。这就是强调艺术要完全符合自然，天生化成，认为只有不违背自然旨趣的艺术才是最高最美的艺术。这一点对我国后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许多诗论家就常常借“求知于言意之表”来说明诗歌的艺术特征；这也成为后来文艺批评家用来反对艺术上人工雕琢，矫揉造作倾向的思想武器，成为他们提倡清新质朴，具有本色美的艺术的理论根据。
    而汪曾祺则汲取了道家重自然的精髓，并将其融入到创作中。最有特色的则是他的语言。与鲁迅先生精练而老道的语言不同；与沈从文刻意唯美，喜欢运用大量方言俚语不同；与老舍活泼生动的市民语言不同；与孙犁平淡简洁的语言不同；与赵树理农民化的语言不同——汪曾祺的语言清新质朴，雅俚相杂，既有文人气，又有乡土气，臻于“天人合一”境界。道家主张摆脱文明的束缚，恢复原始的人性，返朴归真。在面对人生的矛盾斗争的时候，道家主张以柔弱取胜，“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而不是直接去作正面的斗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道家认为要“无为”，即完全顺从大自然的规律。汪氏语言仿佛一泓清澄的山泉，以其独特的秀雅和隽永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透着浓浓道家气味的世俗生活画。他无需振臂呐喊，无需涕泗滂沱，只消淡淡地点划，恰似“温柔一刀”，世间钢硬便软化于此，他这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也只可用“道可道，非常道”来解释了。
    汪曾祺的骨子里是存着一份儒雅气，却也有着道家脱俗的傲气,一种不留于表的傲气。他不屑于俗世的纷争而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同时也清醒的看到自己这世界之中,但是却不为尘世的私利、私欲、私人恩怨所牵绊。这份超然到了他的创作上就表现为“天与一轮钓线,领烟波千亿”的空濛浩瀚和缥缈，是一份无须狂傲、不必矜夸的温和与谦冲，淡泊与超逸。
    他在《复仇》开篇就引用《庄子》中的“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也只有他能这么坦坦然然地将庄子的话信手拈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偏偏那才是最真实的汪曾祺。

    




参考书目：
《庄子》周庄/著，雷仲康/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老子》老聃/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宗教的激情》克尔凯戈尔/著，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著，见《上海文学》1988年4期。
《汪曾祺作品精选》汪曾祺/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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